1980年代末，美国利用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当中的主导地位曾提出并大力倡导过“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其主张之一就是呼吁各国政府推行强调减少政府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学术界也曾有观点认为，所谓“华盛顿共识”的真实目的是充分利用美国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的霸权地位，通过资本和市场的渠道将美国的政治经济影响力进一步推进到东欧、拉美乃至全球各个国家市场内部，也就是说利用优势资本的流通控制整个世界经济的运行，进而维护美国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当中的主导地位。当然，恰逢进行改革开放后，中国庞大的人口、劳动力和消费市场也顺势成为美国资本关注的重点。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逐步提高，美国对中国总体实力的认知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显而易见，华盛顿认为，中国已经从从可利用与合作的伙伴和对象逐步转变为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利益所面临的潜在乃至实质性威胁与挑战。中美关系从曾经的“周期性”起伏变化逐渐演变为近年来所谓实质性和根本性的变化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正如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斯巴达人对雅典实力增长感到日益警惕和恐惧那样，推动中美关系深刻变化的，实际上并不（完全）是中国实力与“雄心”的增长，而更重要的是美国两党精英阶层在政治心理层面对崛起中国之认知的深刻转变。
于是，当中国在现有亦即美国所倡导建立的国际政治和经济体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甚至据称开始着手创立“中国式”的地区和国际制度体系之时，美国人对于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态度也从接纳和欢迎逐渐转变为警惕、拒绝和抵制。当然，鉴于经济全球化与相互依存虽然遇到各种困难但仍是多数国家的共识，中短期内在全世界范围对中国实施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全面拒绝和抵制是不现实的，而这样做对美国自身利益而言也是弊大于利的。另外，美国的传统盟友基本上都是中国的重要贸易伙伴，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与中国的政治经济联系更是日益密切。因此，华盛顿在无法立即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彻底排除中国的情况下，似乎必须实行一种我们暂可用一句中国成语“步步为营”来描述的策略：华盛顿在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中每向前推进一步就设下一座堡垒以稳固阵地。
这些堡垒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解读：第一，产业科技领域层面，如半导体供应链、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等。实际上，特别是自特朗普政府以来，华盛顿已经制定了多个重振美国高科技产业的战略计划，更是在加强与盟国合作、呼吁部分产业回归美国本土的同时，通过构建“弹性供应链”以及实行“友岸外包”等方式确保美国在这些产业领域内的主导地位。第二，地理范围层面，即在中国周边地区，激活或重新构建美国主导的多个“少数多边”机制，如四方安全对话（QUAD）、印太战略（包括印太经济框架IPEF）、澳英美联盟（AUKUS）、美日韩三边深度合作、美台关系加深、南海问题持续国际化及在相关国家建立新的军事基地，等等。美国人似乎相信，建立并巩固这些堡垒对于美国在无法全面断绝与中国的双边关系的情形下，能够最大限度地帮助实施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威慑”或“战略劝退”。
但问题是，并不是所有国家/盟友都如同美国一样迫切地需要对中国展开“步步为营”的战略竞争。多数国家特别如美国在欧洲的传统盟友德国、法国等大国更需要在其与中国的交往中随时平衡美中战略竞争所带来的政治经济风险，以直接或间接地维护自身的经济和其在所在地区的地缘政治利益。然而，在中国周边如东北亚，情况则可能有所不同。从一个侧面看，朝鲜问题的延宕以及其经济和文化影响力在中国市场的持续下降，可能帮助加剧了韩国民众心中的对华焦虑，从而促使保守派执政的韩国快速而全面地转向美国，并顺势推进与日本的和解。
不管怎样，面对中国综合国力和战略自信持续的增长，华盛顿急需改变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庞大消费市场、和平崛起大国的形象，进而营造一种中国对西方乃至整个世界都形成重大威胁的舆论环境，并似乎在寻求打造一种新的“华盛顿共识”，以重新笼络盟友和伙伴在广泛的政治经济议题上配合美国开展对华战略竞争。
理解这个可能正在形成的“新华盛顿共识”离不开对旧“华盛顿共识”的简单讨论。过去，特别是面对东欧改造和拉美发展议题，新自由主义所大力倡导的排除政府干预、经济贸易和金融自由化曾一度为美国打通全球市场进而获取全面霸权地位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便利条件。但特别是在数次大范围的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人们于1990年代末开始反思制度的稳定性和监管的有效性，并提出了更加强调制度因素的“后华盛顿共识”（Post-Washington Consensus）。
当然，这里讨论的“新华盛顿共识”并不是指地区和世界经济的运行模式，而更多的是一场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对华）政治和舆论攻势。实际上，中国入世后综合国力的快速增长并未带来其执政理念和发展道路模式的转变，反而极大地增强了中国在应对各种地区和全球议题时的战略自信。于是，在国际关系层面，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下定决心让美国重新站在“自由世界领导者”的位置上发出号召，以寻求美国与其盟友和伙伴之间形成一个新的共识：即中国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世界工厂和世界经济运行的发动机，而更多的时候是一个对现有的美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以及西方普世价值观体系都形成持续而深刻威胁的战略竞争者。对华盛顿而言，要有效应对这样的竞争者，就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如号召“持共同价值观”（like-minded）的国家相互协助，以帮助其实现“步步为营”的对华战略竞争。
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并不会在这样的战略竞争格局下“步步退让”，而是有选择地进行有效应对，包括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近期在日本广岛举行的G7峰会与在中国西安召开的中国-中亚峰会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对比。
因此，问题是：在中美双方都有足够战略意志力和耐心的情况下，“新华盛顿共识”能够被广泛接受并最终解决中美之间的矛盾积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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