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国际关系中的认知（Perception）与误解（Misperception）
美国学者Stephen M. Walt于2009年5月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发表题为“国际事务中的‘共情’”（‘Empathy’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的文章，并指出：
培育出更强的“共情”能力并不会消除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也并不总是能够解决分歧的出现。但是，无法理解对方（或盟友）的观点是将一种致命的失误，而在我们这个日益相互关联的时代，无视这种失误的借口变得越来越少。
2009年的东亚局势正处在微妙的紧张和变化之中。中美两国迎来建交30周年的契机；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任后一度缓和与朝鲜的关系，但由于随后朝韩边界冲突的爆发而迅速降温；鸠山由纪夫出任日本首相期间，中日关系一度升温；李明博政府期间，韩外交重点首推美国，而中韩关系也保持相对平稳；中国政府总理温家宝和朝鲜政府总理金英日也在这一年分别对两国进行了访问；然而，朝鲜方面仍旧是顶住各界压力，坚持进行第二次核试验，并宣布退出中国方面主持的朝核问题“六方会谈”机制。
不难看出，美国学者上述文章中所提到的“共情”并未显著地出现在当时东亚的地缘政治时局当中。随后直至2017年9月，朝鲜方面进行了另外四次核试验。关键问题似乎仍然是朝鲜方面的安全诉求并未得到美国（以及韩国和日本）方面的认真考虑（或“共情”）。那么，对于朝鲜方面而言，在美国方面不放弃对朝敌对政策的情况下，核武器是事关国家和政权存亡的根本保证之一，这也是朝鲜方面对发展核武以及对美国在地区局势中的角色的根本认知（fundamental perception）。当然，从美国的视角看，这种认知似乎就变成了一种误解或者是错误的认知（misperception）——显然，一个发展直至拥有核武的朝鲜政权是对美国及其东亚盟国的重大安全威胁。这样的认知差距如何弥合？实际上，除了多年前在首尔参加的一次闭门学术研讨会上听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者十分罕见地提到美国也需要了解到朝鲜发展核武背后的深层次“安全困境”因素外，真正推动两国相互“共情”的声音基本很难听到。
中韩关系当中似乎也存在着不小的“认知差距”。在某种程度上，经贸关系的升温似乎掩盖了中韩两国之间原本可能就固有的分歧——中国可能期望庞大消费市场的吸引力能够在相当程度上阻止或延缓韩国向美国的进一步靠拢；而韩国可能期望两国关系的平稳甚至一度升温能够换取北京在对朝政策上做出有利于韩国自身利益的重大调整。事实证明，这都是不现实的认知和预期。时至今日，中国人普遍认为韩国已经全面向美国靠拢；而韩国人对华好感度也降到了历史最低点。
当然，更值得一提的是在历史问题上，出于复杂的原因，迄今为止，日本始终难以与中韩两国（特别是对日本侵略苦难记忆犹新之民众）达成最终的、彻底的和解。
联想到战后欧洲的一体化进程中，“共情”是否在本是交战国、侵略国和被占领国之间扮演了某种形式的、积极的角色？这一点当然需要查证更多的历史文献和学术研究成果。但估计原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在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纪念碑前历史性的下跪一幕恐怕很难在东亚重现吧？
那么，究竟是什么造成了东亚地区持久的认知误解呢？究竟是所谓外部大国势力的干预，还是本地区错综复杂的历史文化、政治价值等方面的纠葛与差异？无论如何，就如同人自身一样，无法“共情”的外交政策恐怕始终很难产出和平、稳定的成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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