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政治中，世界秩序的构建从来都是大国政治的角力、争斗与妥协的产物。简单回顾一下我们所熟悉的历史，我们就不难发现，在近代、现当代国际政治中，有目标、实力与决心实现对世界秩序的构建往往只是那几个少数大国，比如殖民时期构建了全球殖民地体系的英国、二战后广泛建立并领导同盟体系的美国、（或者）冷战时期主导社会主义阵营的前苏联。当然，严格意义上讲，前苏联并未完全在全世界范围内真正实现其所有的政策目标，即便是到冷战终结之时。
当前的世界格局大体上仍是冷战后美国所建立起来的所谓西方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格局。但就是这个美国曾努力构建的冷战后世界新秩序也正面临着终结的命运。
就在冷战结束后不久，特别是当若干地区强权在世界两极对垒的冷战局面终结后觊觎地区霸权之际，当时的美国老布什政府不失时机地提出构建冷战后新的世界秩序。以1991年初美国主导联合行动打击伊拉克为契机，美国向全世界宣布将构建一个符合美国价值观与国家利益的新的世界秩序，并将“反对武装冲突、构造集体安全体系和建立大国合作机制”视为该秩序的重要基石。而随后美国的对外政策与行动也基本符合这一新秩序所强调的上述原则，尽管华盛顿在据守极具“例外主义”色彩的美国单边主义行动立场方面也从未有过实质性的退缩。
三十多年过去了，整个世界已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美国对当前世界秩序的认知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2023年9月13日，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SAIS）发表题为《新时代美国外交的实力与目标》的演讲时就明确提出：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不仅仅是冷战后（世界）秩序所面对的考验，而是这个秩序的终结。（What we’re experiencing now is more than a test of the post-Cold War order. It’s the end of it.）
这三十年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能够让当前美国政府公开宣布冷战结束后美国所努力构建的世界秩序正在终结？
当然，在布林肯的演讲中，他提到了“前南斯拉夫战争、卢旺达种族灭绝、911 和伊拉克战争、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叙利亚冲突、COVID大流行病”等危机与挑战，但他更加强调来自俄罗斯与中国的挑战，并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描述为是对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最直接的威胁，并且更是将中国对“重塑”国际秩序的努力视为最具威胁的长期挑战。在拜登政府眼里，与俄罗斯不同，如今的中国愈发具有充足的经济、外交、军事和科技实力用以“重塑”国际秩序。而更为突出的是，“北京和莫斯科正在联手行动”。对此，布林肯提出美国将凭借自身的实力实现其对未来的愿景，即“一个开放、自由、繁荣和安全的世界”。为此，美国将重新确立和深化联盟和伙伴关系、紧密联系联盟和伙伴关系、建立新的联盟、团结新老联盟以加强应对全球挑战至关重要的国际机构。尽管这样的愿景与上述政策路径尚未清晰地描绘出华盛顿对新的世界秩序的具体构想，但显然，当前世界秩序的现状已基本不符合美国政策制定者们的价值判断标准了。那么，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即将呼之欲出？
这不正是中国人俗话常说的“有破才有立”吗？实际上，简单回顾一下20世纪以来美国对外政策的历史，我们就不难发现，“构建一个新的世界秩序”一直以来就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一贯目标。20世纪以来美国对外政策实践中有过三次构建世界新秩序的尝试或实践。前两次分别是一战以后时任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提出的“以国际联盟来维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社会稳定”的理想主义设想，以及二战行将结束之际时任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提出的“以大国合作为基础的联合国国际实体，来确保战后世界更大范围的稳定与和平”的构想。而冷战的终结即两极对垒时代的结束使得世界和许多地区的局势都发生了剧变。正如中国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问题研究所汪波教授所指出的，冷战结束后，美国提出的世界新秩序有一个“基本前提”，即前苏联和东欧的剧变，而海湾危机的爆发则更是提供了一种“现实可行的机会”[1] 。针对美国应当如何应对伊拉克威胁入侵科威特，时任美国驻沙特阿拉伯大师弗里曼1990年8月初给美国政府发回的那份电报正式开启了冷战后美国提出构建世界新秩序的序幕。随后，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也随即提出了冷战后世界新秩序的三个基本设想，即“反对武装冲突、构造集体安全体系和建立大国合作机制”。尽管强调了“集体”与“合作”，但对于美国而言，集体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种在国际社会中用于说服盟国与伙伴的公共关系战略或游说策略。在必要时，美国不但通过“集体行动”的外衣获得了其领导地位的“合理性”，更是在实际情况中，往往会做出单独采取行动的“例外主义”选择。
依循这样的历史脉络和逻辑，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此刻美国拜登政府需要“破”当前的冷战后世界秩序，并且再次按照美国的愿景“立”新的世界秩序。
若从国际体系的角度看，冷战后美国对世界新秩序的构建在体系结构上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首先，是将以美国为主导的盟国体系从传统的大西洋两岸特别是向“东”扩展（如北约东扩；甚至远在东北亚的韩国和日本与北约也都建立了伙伴关系），并趁势在全球各个地区与众多国家和地区建立各种“伙伴关系”。其次，通过自由贸易规则的推广普及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从而帮助构建了规模庞大的全球贸易体系（尽管这个贸易体系正在经历新的冲击）。第三，通过其对外政策及各类域外联合行动的具体实施确定并不断维护美国所主导并强调的“基于规则的秩序”在当前国际体系内的“合法”地位。
尽管如此，三十年来世界局势的快速演变特别是国际体系内的一些结构性的变化（包括但不仅限于中国对国际体系的广泛参与以及其在国际体系内的快速崛起）正在不断地“消耗”美国的战略和政策资源。例如，布林肯演讲中所提到的种种危机与挑战似乎已经累积到触及体系结构之根本的程度——美国是否能够从容地同时应对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的“挑战”？
显然，拜登政府的政策指向已经非常明确，即美国对外政策的目标不变，美国自身的实力不变，美国对建立新的世界秩序的决心也不变。基于美国国力的复兴与增长加强美国在全世界的领导地位始终是美国对外政策的目标，而指向这一目标的路径，就是通过对现有世界秩序的“破”和对新的世界秩序的“立”而实现。未来数十年，美国将要构建一个怎样的新的世界秩序？这将是国际政治当中的一个新的、极其重要的议题。
无论怎样，有一点是明确的。即：不要轻易低估美国对旧世界秩序之“破”与新世界秩序之“立”的目标、实力与决心。无论喜欢与否，当美国决定这样做时，许多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盟国，都必须想方设法进行调整和适应。对于这些国家而言，不论是与美国同为五眼联盟成员的昂撒人国家还是远在东亚的韩国、日本，如何选择各自调整和适应的道路，最根本的是基于他们各自核心的、非常纯粹的、甚至是“狭隘的”国家利益，仅此而已。
这篇文章写在第九次中日韩三国峰会即将召开之前夜。世界局势发生剧变，中美两国已进入历史性的战略竞争，而中日韩三国关系也依旧错综复杂。东亚三国将如何做出各自的选择，这或许也是事关东亚未来数十年局势的重要抉择。
[1] https://mideast.shisu.edu.cn/d1/87/c3953a53639/page.htm
※ 상단의 [작성자명](click)을 클릭하시면 저자의 다른 글들을 살펴보실 수 있습니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