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国际舆论和学术界中“中国峰值论”（Peak-China）的出现实际上并不属意外。按照中国经济的体量，经过数十年的超高速增长，倘若将接近两位数的增长率持续保持下去，那更将是一个出乎人们意料的意外。正是因为中国经济的总体实力已经仅次于美国，并且在工业体系的完备程度、贸易总量、若干科技领域的创新力方面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因而一个经济增长显著放缓的庞大经济体的经济走势必定会引起各界的高度关注。比如，在最新的中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两国经济与科技竞争的“边界效应”愈发凸显，甚至引发人们对于以意识形态阵营重新划分经济板块的担忧和思考。
那么，中国经济增长是否的确进入到一个抵达峰值之后显著放缓甚至“迟滞”的阶段？首先，我们可以看一看有关中国经济的一些数据。
2023年年末，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指出，2023年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速为5.2%，而2024年将放缓至4.5%。另外，自2021年中国GDP总量历史性地占美国的70.3%之后逐步下降，到2023年这个占比仅为64%。不过，也有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比重为11.3%，而到2022年则为18左右%。因而，单从经济增长率来看，中国经济重新回到接近两位数的高速增长时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了。但从经济总量来看，中国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因而其经济的增速（包括放缓的速率）依旧受到全世界的高度关注。单从措辞上看，中国经济离开过去的增长“峰值”或许可看做是一个客观上描述。
造成中国经济放缓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比如，外部环境的变化（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深刻变化、中美战略竞争的影响、疫情带来的供应链的变动，等等）所带来的一系列影响将是深远的；同时，内部的结构性压力（比如人口结构的变化、经济结构的转型、内需市场的待开发、房地产的调整，等等）也在相当长的时期持续存在。在这样的复杂局面下，中国仍希望在稳定并扩大出口方面能有所突破。例如，2023年中国的电动载人汽车(EV)、锂离子电池、太阳能电池这三样产品出口大幅度增长，表明中国正在寻找一些新的突破口，以持续促进经济、产业和出口方面的新的、积极的转变。
总体而言，对于中国经济离开过去高速增长的“峰值”区间并进入一个中速增长的阶段，笔者将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第一，宏观地看，大规模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周期起伏现象实际上并不罕见。例如，美国历史上也经历了多次经济、金融起伏甚至是危机（1930年代、1970年代末、1990年代初、2008-2012年，等等），但美国经济并未一蹶不振，反而通过经济、金融政策的调整以及发展模式的转型（比如新技术的诞生、新一代产业革命的开拓，等等）让美国经济在周期起伏中保持相对稳定，并始终维持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地位。对比之下，中国经济在工业部门类别、实体制造业等方面仍具有一定的优势，但由于过去较大程度上依靠外贸和房地产投资的推动，造成经济结构转型尚未完成、内需市场发展仍有巨大的提升空间的局面。实际上，这也是“双循环”战略提出的背景之一。
第二，中观地看，经济放缓、人口结构的变化对劳动力市场造成的影响不可忽视。虽然中国各地“灵活就业”现象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并不缺乏内在的自我调控能力或者“内生动力”，但也说明当前中国经济仍然面临着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所伴生的就业压力。当然，中国经济远未到达崩溃和动乱的程度，而应看做是中国经济在推进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的进程中所必须经历和克服的困难。
第三，之所以“谨慎”乐观，主要是考虑到中国经济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十分倚重外贸和外商直接投资。以2023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为例，虽然有中国官方数据（中国经济网）显示2023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53,766家，较上年增长近40%，但需要注意的是，外商对华整体投资额下降明显（按人民币计算下降8%；按美元折算下降13.7%），特别是不论是欧美主要国家还是韩日等邻国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华直接投资额都出现了下降的现象。这是否表明外商投资中国出现了数量多但规模小的“谨慎投资”趋势？
总之，“中国峰值论”的出现并不一定表明国际社会或一些经济体片面地、一味地“唱衰”中国经济或中国的发展趋势，可能也包含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到中速放缓转变的某种“关注”和“忧虑”。过去很长一段时期，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所带来的联动效应是中国周边多个经济体所期望看到的现象，比如中间市场的转口贸易、旅游市场的持续增长，等等；然而，考虑到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特别是从全球供应链的结构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势必会带来一系列影响。考虑到复杂、微妙和多变的国际与地区局势，如何应对这些关注并消除这些忧虑，恐怕并不是中国单方面能够完全做到的，尽管中国势必将采取一切可利用的政策手段保稳定、促发展。有意思的是，最新一期的《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刊登了一篇Evan S. Medeiros题为“The Delusion of Peak China”的文章。从建议美国调整对华政策以应对中国的角度出发，Medeiros批评了“中国峰值论”，并指出“美国不能一厢情愿地认为其最棘手的挑战者将退却”（America Can’t Wish Away Its Toughest Challe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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