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关系正处在一个变化的关键时刻。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立场倾向美国的尹锡悦政府将在一系列对华问题上采取较为强硬的政策。除了早前宣布参加北约合作网络防御卓越中心（CCDCOE），韩国新一届政府也参加了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芯片四国联盟（CHIP-4）等一系列让中国感到警觉的机构或合作机制。不可否认，基于国际政治现实的地缘政治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实际上是任何一届）韩国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因而，考察新一届韩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变化更为重要的一个参考标准，或许并不是韩美同盟关系或韩中经贸关系，而是韩国自身的根本利益。依此标准，进步或保守政府的对华、对美政策的“左右摇摆”实际上是韩国政府依据不断变化的国际和地区形势所作出的一系列调整。其中的一些调整对于韩国而言可能是“必要的”，但放在错综复杂的地域政治纠葛的视角下，就不可避免地为中韩关系的发展带来了一些或大或小的隐忧。
尽管我们无法摆脱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的“纠缠”，但这并非意味着韩国是一个让中国人完全感到陌生、疏远甚至“异类”的国家。事实上，双方在传统文化和传统价值观方面有诸多相近、相亲的地方。在十多年前的一场学术研讨会上，一位韩国学者曾对笔者谈到，作为一个崇尚儒家文化的国家和民族，韩国经济成功的部分原因在于整个国家和民族对其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秉持，因而先于中国实现经济腾飞的韩国有理由相信、并且也需要为拥有相近传统文化和价值观之中国的经济起飞做好充足的准备。笔者也相信，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相近理应成为双方保持良好关系的粘合剂，而不是文化冲突的催化剂。
对于上述话题中提到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和劳伦斯·哈里森共同著的《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Lawrence E Harrison & Samuel P Huntington (Authors), Culture Matters: How Values Shape Human Progress, Basic Books; April 5, 2001）一书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作为作者之一，亨廷顿在谈到“文化的作用”时指出，20世纪60年代，地处非洲的加纳与地处东亚的韩国在经济统计数据上十分相似，表明两国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和产业结构等方面基本相似。但让亨廷顿感到吃惊的是，30年后，韩国国民经济在世界上排名第14位，而加纳的国民产值仅为韩国的十四分之一。对此，亨廷顿提出，文化和价值观的作用不容忽视。亨廷顿认为：“文化应是一重要原因。韩国人珍视节俭、投资、勤奋、教育、组织和纪律。加纳人的价值观则有所不同。简而言之，文化在起作用。”
由此不难看出，即便是从西方学者的视角观察，东亚文化圈的韩国所拥有的特定的文化与价值观在其经济崛起的过程中确实是发挥了独特而不可替代的作用。自上次与那位韩国学者的交谈算起，时间已经过去了十多年，而中国经济也成功地实现了起飞并直追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当然，需要强调的是，文化不分优劣，地处非洲的加纳其自身灿烂悠久的文化也独具特色。我想，真正让塞缪尔·亨廷顿感到吃惊的是，经济一度落后的国家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如何能够充分发挥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积极作用，并运用在其各项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践当中。那么，就文化的交流和互鉴而言，中韩两国在经济发展历程及未来持续增长等方面能够相互交流和借鉴的想必非常丰富。我们为何要将关注点放在那些存在一些分歧的细枝末梢呢？
近日，中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率领由66人组成的庞大代表团访问韩国，其中包括了多位经济和文化领域的重要官员。在中韩建立外交关系30周年之际，特别是面对未来，双方的共识显然是大于分歧的。毕竟，远亲不如近邻。中韩两国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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