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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政府在制裁中国问题上的两难处境

 

    拜登政府最近加大了针对中国(包括香港地区)的制裁力度,特别是7月16日发布关于香港地区商业风险的“警告”并将香港中联办七位副主任列入制裁名单。实际上,在如何应对中国,特别是如何“制裁”中国这个复杂问题上,拜登政府采取了一个较为“便捷”的处理策略,即在一些关键议题特别诸如民主、人权等民主党所关注的传统领域,基本继承特朗普政府的一些做法。可以说“纵马驰骋”的特朗普已经为“成熟内敛”的拜登铺就了一条通畅的制裁中国之路,而拜登政府并不需要出台太多的新的政策和法律就可以坐享其成。

    但是,研究国际关系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对于拜登政府制裁中国这个议题也一样。稍加分析就不难看出,拜登政府在制裁中国这个问题上实际上面临着一个两难处境。

    为了理想和信念,为了维护美国“自由世界灯塔国”的形象,拜登政府必须在一些事关美国根本价值观的议题上表现得十分强硬,例如香港问题、新疆问题、南海问题和台湾问题,等等。特别是借香港问题,拜登政府推出了一系列针对性的制裁措施,包括:3月16日,追加认定并制裁24名中国大陆及香港特区官员;4月16日,发布《对国务卿作出的2021财政年度关于难民接纳紧急决定的总统备忘录》,维持2021财年接纳15,000名难民上限,其中特别提及中国的香港和新疆地区;6月3日,发布《应对为中国特定公司提供资金的证券投资所带来的威胁行政命令》(其中涉及一家在香港注册的公司);7月7日,延长特朗普就香港问题实施的国家紧急状态令一年;7月16日,发布有关香港商业运营风险的警告;7月16日,宣布制裁香港中联办七位副主任;等等。

    这些制裁措施一方面体现了拜登政府“信守承诺”的政治意志,但另一方面却也表明拜登政府实际上仍在特朗普政府定下的政策框架内相对谨慎地实施针对性制裁措施。但是,这些措施既不能改变中国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既有的政策路线,也不能对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的政治生态与经济发展带来实质性伤害。

    自2019年以来,美国就香港问题对中国包括香港地区实施制裁以来,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的商业环境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表明特别是跨国企业对中国经济以及香港地区在国际商业活动中所拥有的独特地位仍持有相当高的信心。同时,疫情下中国经济的快速复苏与高速增长也保障了香港作为国际资本进入中国庞大市场的通道的重要地位。因此,拜登政府在严厉制裁香港这个议题上,实际上显得较为局促。显而易见的是,美国在香港的巨大商业利益和香港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让拜登政府不得不保持一定的谨慎。毕竟香港背后的中国大陆与改革开放初期甚至仅仅是十年前相比,已经是完全不同量级的强大经济体了。全面制裁打击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特别是针对高度互联、极其敏感的金融业,将可能引发拜登政府无法预料和有效应对的严重后果,包括美国主导的全球金融体系的剧烈动荡甚至崩溃。

    因此,拜登政府似乎也清楚,在制裁这个问题上也需要有张有弛。事实上,美国副国务卿访华也透露出了一些对话和协商的迹象,尽管在目前的情形下,实现起来有一定的困难。但是,在透露对话协商意向的同时,拜登政府既有的“惩罚”中国的策略手段仍在持续,特别是为期90天的针对中国的新冠病毒溯源调查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就有最终报告出台。这将是近期影响两国关系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但无论如何,中美两国之间的矛盾、分歧和问题无法靠制裁来解决。拜登政府在处理中国问题时,也不应像特朗普那样将自己手中的牌一面写上“和平”,另一面则固执地写上“战争”(尽管是贸易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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