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月31日，美国众议员麦高文（James P. McGovern）和美国参议员鲁比奥（Marco Rubio）等美国议员正式提名“香港民主运动”获得2021年诺贝尔和平奖。在提交给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的提名信中，美国议员提出：
“我们，即在下方签名的美国国会议员，恭敬地提名香港民主运动获得2021年诺贝尔和平奖，以表彰这项运动为保护香港的自治、人权、以及受《中英联合宣言》和香港《基本法》保障的法治而做出的和平努力。我们提名的是一项自1997年以来，以和平方式倡导和维护香港的人权、民主并持续对抗针对这些权利的侵蚀的运动。”
在美国议员的提名信中，2019年香港抗争运动的起因是为了反对港府对特区引渡条例的修改建议。在美国议员的描述中，香港民主派的示威运动都是和平的，是为了反对北京当局对香港特区的“干涉”。但实际上，暴力行动始终贯穿整个事件的过程。在一个并不被西方媒体广泛报道的街头视频中，一群年轻的香港示威者（俗称“黑衣人”）围攻一位反对暴力示威的香港本地律师，不仅将其打翻在地，数位略显微弱的黑衣女学生更是撑开黑伞，有意挡住群殴的画面以防止记者或者街头摄像头拍摄到当时的场面。而这些“和平”示威者们的行动非常迅速，配合熟练，就像是一支受过特殊培训的街头行动队伍。
在美国及西方的政治宣传中，港区《国安法》毫无疑问是北京用以压制香港民主运动的政治铁拳。但事实上，《基本法》早已规定回归后香港特区政府需要就国家安全事宜自行立法，即基本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但23年过去了，“国家安全”似乎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无关。实际上，恰恰是近年来香港地区反对派的一些过激行为（如暴力、分离分裂等）催化了港区《国安法》的推出。
笔者也注意到，2019年香港局势动荡之际，一些韩国的演艺及宗教人士通过网络声援、线下集会等各种形式的活动支持香港的示威运动。这一点也似乎也并不奇怪。在经历了民主化运动的巨大变革之后，韩国社会似乎对亚洲地区特别是中国（如香港地区等）的民主运动表现出高度的关注和极大的热情。若干年前，一位研究中国的韩国学者曾信誓旦旦地对笔者称，任何一个“非民主”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在经济发展后，其民众对政治参与的追求将使这个国家不得不走一条类似韩国民主化的道路，即不同于新加坡政治家曾提出的“东亚模式”，而是“东北亚模式”或者干脆即是“韩国模式”。他认为中国也不例外。
但实际上，笔者并未看到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发展模式跟从任何既定模式的迹象。中美关系处于紧张之际，赞颂香港反对派似乎也不能触动北京既定的执政方针，也不会改变其对香港的政策。冷静地思考，如果说特朗普对多边体制下的“秩序”和美国“领导力”的彻底抹黑与破坏体现了其对西方“民主模式”的极大的、具有讽刺意义的冲击，那么特朗普本人在香港局势出现动荡之初对香港反对派示威人士的“不屑”甚至“厌恶”恰恰说明了此刻美国国会议员们以所谓“和平的”、“民主的”词语极力描述以往香港的乱局，直至提名诺贝尔和平奖，无非是又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政治举动。这样的政治标签对香港的反对派来说，可能会是一个精神上的鼓舞，也可能仅此而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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